‌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

　　‌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王稼祥听罢震怒了

　　梦想说古话史 2023-11-03

　　

　　著名的爱国革命家蔡锷曾在他的《军事计划》中写道：“司令官之于军队也，犹舟行之有罗针，夜行之有明灯也。”

　　将领是一支队伍的关键人物。

　　在战场上，缺少一个优秀的士兵，战况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将领，就算士兵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也如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不堪一击。

　　乐团演奏一首交响乐尚不能没有指挥，更何况是事关无数人生死存亡的作战部队呢？

　　不过，一个精明强干的将领可以料敌制胜，化险为夷。

　　而一个轻虑浅谋的将领却只会纸上谈兵，甚至将队伍带入绝境。

　　因此，谁来担任将领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我们都知道，能有如今的新中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从1921年成立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祖国和人民共同进步的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地成长。

　　如今，它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进行自我革命和建设，发展前景广阔而美好。

　　殊不知，在它尚未成熟的时候，也曾被错误的指引误导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集结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在之前的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我军一直施行毛泽东等人所主张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这样既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迅速取得胜利，也能将物资和人员损失降到最低。

　　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

　　然而，王明、李德等人却认为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战略，对这一主张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因为一直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再加上前期的过度操劳导致身体抱恙，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正式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被迫离开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岗位。

　　于是，博古掌握了大权，并且将军事指挥权交到了亲信李德手中。

　　在明知我方力量远弱于敌方的情况下，李德、博古等人仍然坚持“军事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

　　要知道，李德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前，仅仅有过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

　　第一次是参加一战，他应征入伍奔赴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不过那时已经是一战的最后一年了，他仅仅在部队待了几个月，战争就宣告结束了，他又得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第二次是参加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因为有过一战上前线的经验，所以，李德在这场29天的街垒战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为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然而骄傲就会使人自满，从而落后。

　　到了中国后，他仍然将这份“骄傲”挂在嘴边，还非要把适用于城市的街垒战推行到农村中。

　　罔顾中国的实际国情，照本宣科地进行所谓的正规战。

　　把别人的方法生搬硬套到自己身上，就像把别人的鞋子穿到自己脚上，鞋子再好也不适合自己，强行走路只会摔得很惨。

　　他喊出“御敌于国门外”的错误口号，采取阵地战的作战方式，死守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在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他仍然坚持修筑防御工事，在本来可以主动进攻的情况下转变为被动防御。

　　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实力，非要与敌人硬碰硬，打消耗战。

　　结果，不但土地没守住，还因此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惨重。

　　1934年9月，在战略转移已经势在必行的情况下，李德他们竟然还在谈“最后的决战”和“决定性的胜利”。

　　这无异于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这样不切实际、纸上谈兵的指导必然会将反“围剿”斗争引向失败的结局。

　　长达一年的艰苦作战，换来的结果却是苏区越来越小，战斗屡屡失败，形势十分严峻。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为了保存剩余的有生力量，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将近10万人的队伍在夜里分头行动，悄悄转移。

　　没想到，一向“勇猛”行事的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没有在大部队撤离之前做好动员工作，战士们不清楚这其实是战略转移而不是逃亡，导致军心溃散。

　　湘江战役后，我军人数锐减到三万，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好在在沿途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党中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才挽救了中国革命。

　　各路军队有了坚定的目标，在经过将近两年的二万五千里征程后，终于得以胜利会师。

　　

　　从“受到支配”到“取得军队指挥权”

　　

　　有很多人会想，李德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军队指挥权呢？

　　归根结底，这一切与王明和博古有者脱不开的关系。

　　他们二人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过，王明备受校长米夫的青睐。

　　1931年1月7日，我们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而解除了职务。

　　在米夫支持下，王明补上了瞿秋白的空缺，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向忠发叛变后，他又独揽大权，主持全部工作，成为了中共中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同年9月，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离开上海，前往苏联。

　　临走前，他特别指定了与他同气连枝的博古接替他的工作。

　　就这样，博古也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其实在李德第二次到达上海时，他还只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

　　但因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人，博古对他还是非常尊重的。

　　李德经常与博古讨论军事问题，总是大谈特谈凯撒、拿破仑这些西方军事学家，对于正规战争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自从落脚到上海，他就倒向了博古一方，与毛泽东的军事观念存在严重分歧。

　　很快，李德和博古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33年年初，国民党加大了对共产党人的抓捕力度，上海的“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

　　无奈之下，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

　　临行前，博古向共产国际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李德随他一同前往，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示。

　　至此，李德名正言顺地进驻到了江西苏区，迈出了获取军事指挥权的第一步。

　　按理说，博古虽然与李德交好，但毕竟相处的时间不长，还不至于到了让博古亲自打报告的地步。

　　那么，博古究竟是为什么执意要将李德带到江西苏区呢？难道真是因为一见如故难以割舍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博古让李德前往江西苏区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着想。

　　他自恃职位甚高，想要把持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

　　但是由于初来乍到尚未立足，在江西苏区没有威望，而且也缺乏实际的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此事只能暂缓。

　　不过，暂缓归暂缓，他把持不了，也不想让别人把持。

　　因此，李德在这种时候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博古用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这一身份，暗中排斥打压毛泽东等人，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

　　他确实下对了棋，成功将毛泽东排出了决策圈。

　　等到博古掌握了最高领导权后，为了巩固他的威势，于是，他将军事指挥权临时授予了他最信任的李德。

　　李德也向博古承诺：“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

　　就这样，李德取得了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权。

　　

　　李德来到中国的真相

　　

　　1933年的某一天，敌机突然来袭，对着地面就是一顿狂轰滥炸，许多人因此身负重伤，时任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王稼祥也没能幸免。

　　弹片击中了他的腹部，打断了结肠。

　　因为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所以王稼祥也只是堪堪捡回一条命来，一直未能痊愈。

　　但就算病痛时刻折磨着他，他也没有掉队，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这样一直坚持工作到1937年，王稼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中央决定送他前往莫斯科疗伤。

　　在苏联养病期间，他见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

　　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使许多战士白白牺牲，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但王稼祥一直耿耿于怀。

　　他一见到王明，就立即提出了他心中的质疑。

　　“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李德去中国前，你同他说过什么？”

　　没想到，王明闻言，反而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回答道：“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我也未同李德谈过话。”

　　王稼祥一听，本就愤懑的心情更加怒火中烧，觉得王明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给共产国际的错误派遣作辩驳。

　　不过，生气归生气，王稼祥还是仔细思考了一下回答的真实性。

　　如果真是共产国际派遣的李德，王明怎么会不知道具体情况呢？

　　看来，李德到中国来应该另有原因。

　　1931年夏，牛兰夫妇被捕，震惊中外。

　　因为牛兰作为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主要联络人，事关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意义重大。

　　一旦他出了事，就有可能暴露甚至危及到共产国际向中国输送资金、人才等资源的战略通道。

　　负责营救的佐尔格想方设法，终于撬开了口子，买通了国民党的一个军官。

　　经过谈判，最后决定用4万美元来换取两人的释放。

　　李德就是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

　　莫斯科方面派遣他和另一个同志到上海送钱，然而，完成任务后，李德并没有离开中国。

　　因为他又接到了苏军情报机关下发的任务，要求他前往东北，对付日本间谍。

　　那时，日军对苏联人也是疯狂迫害，而德国与日本是盟友，日本人不会对德国人下手，所以让李德这个德国人去执行任务会更加隐蔽一些。

　　不过，白山黑水间的斗争是及其残酷的，李德在那里呆了半年就坚持不下去了。

　　于是，1932年秋天，他从哈尔滨搭乘汽车，再次回到了上海。

　　接下来的故事不必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在王明对他的身份进行否定的真假性尚且有待考量时，李德“不打自招”了。

　　1973年，李德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纪事》的书，记录了他在中国七年间的所见所闻。

　　在书中，谈及他军事顾问的身份时，他总是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说过到底是共产国际的哪个人派他来的。

　　他当然不会说，因为压根没人派遣他来中国当军事顾问。

　　在第一章中，他说费雷德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

　　在第二章中，李德又写道：“费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由此可见，其实当年派来的军事顾问应该是这个费雷德。

　　李德这一番言论无非是想将他的错误指挥行动全部推到费雷德身上，不过弄巧成拙，反而自己并非军事顾问的事实彻底坐实了。

　　

　　结语

　　

　　若说李德在中国只会闯祸，那么这绝对是一家之言。

　　要知道，中央苏区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就是在李德的建议下创办的。

　　他还亲自授课，翻译材料，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也提出了“突围”、“大战略转移”等一些正确方针。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李德想为中国革命做贡献的出发点是没错的，但是因经验主义而造成的重大损失确实难以原谅。

　　因此，要客观地评价李德，需得从他好和不好的两方面入手，这样才不会造成较大偏颇。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会给出一个更加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