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种学派”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超越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局限，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种基本路径。这四种路径在研究主题、思路、方法、内容、形式和运思方式上不同，并呈现出不同哲学形象，我用“学派”来概括这四种研究路径。

　　 “文本解读派”。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泛起一股“文本研究”、“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思潮。有的学者从语境出发，试图运用文本学方法解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克服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有的学者努力使马克思文本研究回归学术层面，试图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有的学者倡导一种“以马解马”的解读方法，以区别于“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总的来说，完整的文本研究包括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三种方式或方法。其实质乃是从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入手，以实现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向马克思哲学视界的历史回归，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真实基点。

　　 “以西解马派”。

　　这一学派试图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马克思视为我们同时代的人，以获得“真正的马克思”和“当代的马克思”的形象。该学派往往以“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和“现代性反思”为主题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总体逻辑上经历了如下转换：从过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的介绍，走向对其内在逻辑的批判分析；从对结论的评论，走向对提问方式的质询；从外在的旁观式观察，走向内在的参与式交流；从相互否定，到彼此欣赏与借鉴。具体而言，有的学者从思维方式转换这一核心问题切入，以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为突破口，不仅对马克思哲学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新见解，而且也推动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有的学者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中，深化了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的学者不局限于对传统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对俄罗斯、古巴、越南、朝鲜，乃至澳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该学派的学术贡献在于：拓宽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实践唯物主义学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主要沿袭苏联教科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苏联教科书体系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一次是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一个重要成果是强调通过实践、主体性范畴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改革；另一次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更是实践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仅仅强调某一方面。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改造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把实践原则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由是，出现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我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实践唯物主义学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理论上厘清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重新确立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实践上破除唯上思维、唯书思维，确立实事求的思想路线，并且强调人的主体性，注重实践对现实的超越和改造作用。该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实践蕴涵着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和革命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社会生活批判学派”。

　　在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中，还涌现出一种以哲学批判方式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社会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可称之为“社会生活批判学派”。其核心思想可表述为：第一，应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在哲学视阈上，从只注重“书本公式”走向相对注重“生活公式”；在哲学功能上，由只注重“注解论证”走向相对注重“前导理念”；在哲学的共同信念与使命上，由只注重“自言自语”走向相对“为时立言”；在哲学的共同发展方向上，由只注重“词句革命”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在哲学的总体性活动方式上，由“一元独尊”走向注重“平等对话”。第二，应从中国的历史方位来揭示我们所面临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作为各个学科研究思考对象的问题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第三，应从社会结构和人性结构的统一，来解释分析“中国问题”，坚持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和人性分析方法的一致。第四，应运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运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三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结构理论，来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

　　 （作者单位：韩庆祥，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