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一项学术史的考察

　　‌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一项学术史的考察

　　原创 张鹏辉 理论界 2024-04-08

　　作者简介

　　张鹏辉，男，1995年生，福建泉州人，法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近年来主要研究马列经典文本阅读史与接受史。

　　摘要

　　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研究，作为一个具有真实意义的学术论题，主要源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工作的思考。在明确指认前者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学界从这一影响的主要表现、深层缘由等方面对此论题展开探讨，并借此进一步考察了包括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诸多关联性议题。从学术史的维度梳理该论题的研究现状，不仅有助于扩展研究空间和研究领域，而且对于科学评价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历史地位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也不无裨益。

　　正文：

　　 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及一般规律看，受时空环境、历史实践和话语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原初思想体系形成之后经过后人的阐释与建构，通常会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苏联和西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文本支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各异其趣的解读，并据此分别形成了两股在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具体来说，前者出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权力集中的需要，以《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恩格斯晚期的哲学著作为主要依据，建立了一套以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为主要特征的哲学体系；后者则在阶级矛盾逐渐缓和、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的背景下，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需要，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寻找理论资源，从而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化解释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苏联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流派。〔2〕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具有浓厚学派意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不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国家行为”，同时还因其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过分突出经典文本的至尊地位、否认异己观点的合理性等特点而长期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3〕可以说，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面，苏联哲学教科书是以“第三者”的角色、权威者的面目出现在读者对马克思的阅读过程之中的。〔4〕正因如此，基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面目的需要，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根源、基本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加以论析，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客观来说，本着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历史主义的评价原则，学界在这项课题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不过，究竟该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哲学教科书，特别是其传入中国之后在教科书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需要结合时代发展与实践需要进行不断的反思与追问。鉴于这方面的研究已多有创获，但在形成若干基本共识的前提下仍存在一定分歧，故这里不打算就此论题展开详细讨论，只是试图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总结，以期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一、研究缘起：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学术反思

　　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之所以能够引起学者的持续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工作的探索和思考。因此，梳理此论题的学术史进程并进行必要的学术反思，首先需要对这方面的基本情况作一交代。

　　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问世有着特定的实践基础与现实土壤，可视作“苏联模式”在文本研究中的渗透或反映。〔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相似，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苏联哲学教科书成为众多哲学教材、讲义编写的权威范本。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哲学研究和宣传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通行的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视作模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不仅以此为标准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哲学的各二级学科，而且还以此为根据来规范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6〕

　　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哲学的命题、理念总是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就此而言，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以实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下，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开启，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摆脱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同时，建构一套能够引领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哲学体系，日益迫切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1980年，肖前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即开始尝试对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改革。在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部分，该书明确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命题，初步彰显中国学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较为遗憾的是，这部哲学教材尚未将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予以对待，因而也就没能完成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彻底重构。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高清海教授的主持下完成的。1983年，高清海发表《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一文，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这一论断展开了深入解读。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引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同时还促使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本体论范式提升转化为教科书改革的认识论范式，并构成教科书改革的基本纲领。〔7〕随后，以高清海教授为核心的吉林大学学术团体，围绕着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工作展开进一步探索，最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为代表的研究成果。

　　总的来看，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学界在改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方面形成了以下基本共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方面，苏联哲学教科书除了存在一般哲学原理教科书所固有的叙述局限，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专门撰写过概述其哲学原理的著作，甚至没有一部纯粹哲学论著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几本薄薄的教科书清晰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8〕它们在体系和内容方面也有不少缺陷。例如，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革命性变革的深刻内容，没有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历史和科学认识发展合乎逻辑的产物的特点，没有充分彰显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创造性思维方法的性质与意义，等等。〔9〕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深度，甚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

　　宏观审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尽管有学者认为这项工作并未建构起新的“诠释形态”，也没有形成新的“理论形态”，〔10〕但是此举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首先，从社会生活实践的维度看，作为“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11〕哲学承担着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总是以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来表达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就此而言，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工作不仅实现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而且通过发挥其解放思想的功能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思想解放，从而对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2〕其次，从学术研究的维度看，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工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形成了“文本解读派”“以西解马派”“实践唯物主义学派”“社会生活批判学派”等具有广泛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路径，〔13〕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理论研究的领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增长点。围绕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影响的探讨，便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论题。个中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主要是以文本的横向比较为基本方式，以考察苏联哲学教科书与中国教科书在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编纂体例等方面的关联为指向，并据此探讨和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

　　二、研究现状：关联指认基础上的多维论析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标识的概念，泛指苏联学者、政治领袖在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本分析与解读模式。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板块结构”体系或“两个主义四大块”结构，也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为基本框架，以唯物主义理论、辩证法学说、认识论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四大块为基本内容。〔14〕历史地看，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具有雏形、基本形成到最终定型的演变过程。〔15〕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苏联哲学教科书经由先进知识分子的译介开始传入中国，并以其特有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占据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正统”地位。〔16〕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的时代浪潮中，德波林、布哈林和哥列夫等人的著作开始被大量翻译和出版，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普及性读物。〔17〕1932年之后，由西洛科夫、爱森堡、米丁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苏联哲学界理论斗争的最新成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其影响之深远，不仅为中国哲学界批判德波林的错误观点提供了理论武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与模式，而且在流传到延安之后还为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18〕

　　在官方的主流叙事话语中，“两论”通常被界说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著作。与此相对应，研究者在谈及“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之间的关联时，往往在肯定前者对后者的理论观点进行吸收、借鉴的同时，另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诸如“两论”吸取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三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许多思想，但并不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和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19〕“两论”借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关于在实践之外不能认识外界、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等观点，但是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不仅具有更加严谨的逻辑框架，而且还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相互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相互转化等新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特点；〔20〕“两论”不仅在谋篇布局、体系结构方面优于苏联哲学教科书，同时在基本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脉络更加分明；〔21〕等等，均可视作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主流观点之外亦不乏“异见”。极端论者认为，《矛盾论》一书的主要观点大多是从苏联哲学教科书吸收或改写而来，不能称作毛泽东的原创。〔22〕对于此类论断，学界在批评其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同时，还从学理层面进行了反驳。有学者认为，不仅《矛盾论》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概括是远高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而且《矛盾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革命出路的分析，也是苏联哲学教科书根本无法涉及和思考到的。因此，有关《矛盾论》是非原创或照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23〕还有学者以症候阅读法为依据，认为通过将《矛盾论》和苏联哲学教科书进行简单的字句对照，以概念、字句、表述等方面的相似性为凭证，进而得出《矛盾论》为非原创之作的结论，一方面犯了“过度还原”和“化约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也陷入了“证据的陷阱”。因此，要科学、准确地界说《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之间的关系，把握《矛盾论》的真实写作意图与内在本质精神，必须摈弃这种经验主义层面的“直接阅读”模式，运用“症候阅读”来探寻表层“符码”背后的深层理论架构。〔24〕不难发现，在“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这个议题上，主流观点和异端之论虽各执一词，但二者实际上都承认“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事实层面的客观判断，而主要在于认识论层面的价值评说，亦即对于这种联系的性质究竟该如何评判的问题。

　　毛泽东的“两论”，尤其是收录了“两论”基本内容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仍未彻底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个案。综观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情况，其中不乏内容丰富、别具一格的著作。但是，随着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演化和定型，特别是《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哲学教科书逐渐主导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至20世纪40年代，撰写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日渐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趋势，诸如侯外庐和罗克汀的《新哲学教程》、李仲融的《新哲学简明教程》等著作，基本上都是遵循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例和内容进行编写的。〔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大规模地译介苏联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之外，我国高校使用的哲学原理教材也基本上源自苏联。如《辩证唯物主义》是亚历山大洛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康士坦丁诺夫的、《简明哲学辞典》是罗森塔尔和尤金的。〔26〕此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两国两党在对待马列主义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等复杂原因，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中央文教小组布置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任务。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修改，由艾思奇署名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结束了中国人在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27〕不过，这部教材虽然融入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的思想，且在内容、风格上也体现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框架和结构基本上沿用着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并未作出重大变革。〔28〕

　　由此可见，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编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论及个中缘由，除了这一体系具备问题集中、观点鲜明、注重理论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便于读者学习掌握等优长之处外，〔29〕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学者指出，作为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东方国家，中俄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存在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状况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尤为重视科学理性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的国家越不具备科学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所以也就越发依赖科学理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作论证。而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强调物质世界运动的必然性、规律的可知性，其基本精神是要在破除迷信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充满科学理性精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30〕与此类似的观点还有：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客观上要求给予基本没有理论准备的群众以坚定的解放承诺，否则就难以吸引和动员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实践。而这种坚定的解放承诺要得以实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看，就必须诉诸规律的必然性，特别是要通过论证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让民众相信跟随无产阶级政党参与革命必然获得解放。更进一步看，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需要以物质世界中的自然规律为前提，如果没有自然规律的支撑，就很难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31〕

　　在明确指认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提下，学界从主要表现、历史缘由等维度就此论题展开了系统考察，不仅厘清了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借此进一步探讨了诸如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形成过程、主要特征、基本评价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等关联性问题。从更高的学术要求看，在本论题的研究上，对于不少已经论及的问题，还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和方法出发进行深入解读，而许多尚未涉及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则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关注。

　　三、研究展望：推动本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变革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和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并在长期深耕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具体至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而言，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涌现不少新意迭出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探讨的必要和空间。

　　一是厘定研究旨趣，在反思“教科书批判情结”中走出虚无主义的窠臼。探究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如何评价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问题。对此，学界大多主张既要深刻认识到这一体系的局限性，也要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综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哲学界对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工作，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然而，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矫枉过正的情况并非个案。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教科书批判情结”，也就是不顾时代背景和研究主题的转变，在几十年后的当下仍然热衷于批判，甚至是全盘否定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做法，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代表。〔32〕显然，“教科书批判情结”作为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不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而且对于深入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内核与独创性内容也造成了阻碍。〔33〕因此，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继续探讨苏联哲学教科书及其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需要在自觉摈弃盲目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将研究旨趣确立在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传统等方面。明乎此，才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的窠臼之中。

　　二是创新研究方法，在学科对话与互动中汲取方法论资源。实现学术突围、促进学术进步的有效路径主要有两种：（1）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2）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参照。具体至本论题的研究而言，考虑到新史料的发现已难有所求，加之论题本身的高度思辨，因而研究方法的选择或将直接关系研究成果的创新程度。总的来看，当前学界对本论题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比较研究法、文献分析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等传统研究方法，而对于与文本研究密切相关的诠释学、接受美学、教科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运用还比较有限。事实上，在厘清相关史实和文本关联的基础上，研究者完全可以借助“他山之石”，为推动本论题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提供方法论支撑。举例来说，诸如诠释学对“意指的读者”和“现实的读者”的区分、对“视域融合”“理解前结构”等概念的界说，接受美学关于“文本的历史性”“期待视野”的分析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强调，教科书政治学关于教科书在生产“合法知识”、塑造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功能的说明，均是提升本论题研究水准和创新程度可资利用的理论及方法。

　　三是扩展研究领域，在新兴理论及方法的指引中开辟学术增长点。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在引入新的方法之前，许多问题将因为处于“遮蔽”的状态而难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当前，有关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研究，在内容上多聚焦于此影响的主要表现、深层缘由等宏观论题的分析，而较少关注中观、微观层面的问题。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借助研究方法的创新来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这里，不妨以诠释学关于“意指的读者”与“现实的读者”的区分为例作一说明。从接受史的角度看，苏联哲学教科书之所以能够对中国教科书的创作产生影响，其前提条件是作为读者（接受者）的中国教科书编写者先行接受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相关知识。但是，作为理论生产者的读者，是具有不同类型的。根据读者在文本创作中的地位，诠释学提出了“意指的读者”和“现实的读者”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文本的作者在创作之时所欲影响的阅读对象，是直接参与到文本创作过程中的读者；后者是作者在文本创作时没有考虑到的、不是作者写作时所面对的对象，是具有各异其趣的阅读目标和价值立场的读者。这就意味着，不同时代的读者，特别是“现实的读者”通常是“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作出新的诠释”。〔34〕借助诠释学的这一理论，研究者在考察本论题时，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教科书编写者在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时的阅读姿态、阅读旨趣和阅读逻辑等论题，并据此揭示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中国教科书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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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苏联经典教科书及其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研究”（18BDJ027）的研究成果。

　　刊于《理论界》2024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