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爵榜成果展】紫微圣人出山记：传统中国与政治型社会循环史

传统中国与政治型社会循环史

作者：朱云川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是以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型社会，三代循环是其基本历史特色。传统中国所谓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历史，其实是由若干次三代循环构成的。在中国古代文化范畴中，就是英雄时代的“礼”、 商业时代的“仁”、 农业时代的“义”的三代循环，实际上就是[政治C]的奴隶社会、[政治C、经济B]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政治C、文化A]的专制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大循环。

　　关键词：传统中国、政治型社会、旧三代循环论

　　传统中国特指夏代家天下以来至中华民国结束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就是以[政治]的奴隶社会为最核心特色的政治型社会，“孔孟之道”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中国先秦时代以来，就普遍流行着“三代循环”即周期率的历史观。“三代循环”的历史观是否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它所反映的是不是传统中国的客观发展规律？它能否能合理解释传统中国的朝代微观兴衰与朝代宏观变迁史？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否仍然处于传统中国的文化惯性之中？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对传统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思考。

　　一、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代说”

　　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可说是三代历史观的首倡者。《商君书.开塞》曰：“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据说，战国中期的庄子也提出过“三代说”。流沙河著《庄子现代版·骈拇篇》提出：“三代迄今，近两千年，据说夏朝提倡仁，商朝提倡义，周朝仁义并举、礼乐领先”。这个观点或许有作家的个人发挥，但却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这里，夏代主张“仁”、商代主张“义”、西周主张“礼乐领先”的观点，与商鞅的“三代说”在历史上可以彼此衍接的。

　　战国末期，韩非（约前280—前233年）提出了“三古世说”。《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世是文化圣人治世，有巢氏、燧人氏的传说可为证；中古世是经济贤者济世，鲧、禹决渎治水之说可为证；近古世是政治英雄救世，汤、武征伐的商周时代可为证。

　　同为法家同事于秦韩非，与商鞅在现实主张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身处战国中期的商鞅以“下世”为用，侧重于“法治”（义），代表着战国前期的[文化、政治]开明封建主义理想；身处战国末期的韩非以“近古世”为用，侧重于“英雄救世”（礼），代表着战国后期的[政治、文化]垄断封建主义现实。这种变化也明确地反映在同时期的法家集大成者荀子（约前313—前238年）的“义礼并重”的思想中。

　　在传统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三代循环历史观的人，或许应是西汉时代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董仲舒指出，中国社会历史是依照着“黑统、白统、赤统”的三统循环发展的。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正是这种“黑、白、赤”三统的体现者。因此，汉朝继周而兴（不计春秋战国和秦朝），应当承夏之“黑统”为本色。

　　这里，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所涉及到的“本色”，不宜用五行观中的“水”（黑）、“金”（白）、“火”（赤）概念来解释。比如说，“水克火，火克金”和“金生水”在五行观中是合理的，但“金克水”或“水生金”都是不符合五行观的。因此，我们只能从其社会伦理学意义上去理解。“黑统”意指宽容、内敛，为政多兴而后乱，故主张“仁”；“白统”意指庄严、秩序，为政多治而后衰，故主张“义”；“赤统”意指流血、征伐，为政多暴而后绝，故主张“礼”。这是从政治角度上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也就是仁、义、礼的三代循环论。

　　西汉著名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前145—前86年），也提出过夏、殷（商）、周“忠、敬、文”的三代循环论。《史记.高祖本纪》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塞，故救塞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里，“忠、敬、文”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据推测，“忠”者民心淳厚也，故曰仁；“敬”者法纪森严也，故曰义；“文”者礼仪廉耻也，故曰礼。这是从文化角度上说的。

　　在传统中国朝代宏观变迁史上，这种兵家、法家、儒家思想为特色的“礼、仁、义”三代循环论也是可以得到有力证明的。见下表：

表：传统中国历史的左循环规律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是一种以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型社会，它是按照主张“礼”（兵）英雄时代、主张“仁”的商业时代、主张“义”的农业时代的规律，即奴隶（帝国主义）社会的[政治C]、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C、经济B]、专制封建主义的[政治C、文化A]的“周期率”进行历史循环。

　　二、三代循环理论和近现代中国社会实践

　　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礼、仁、义”三代循环的理论依据，“礼”是 [政治C]强力极权状态，“仁”是 [政治C、经济B]改革开放状态，“义”是 [政治C、文化A]维稳治理状态。它们分别对应着本文的英雄时代、商业时代、农业时代。在社会发展模式论术语中，就是奴隶（帝国主义）模式C、垄断资本主义模式CB、专制封建主义模式CA。

　　在以强权政治“礼”为核心的传统中国， “义”不是符合正义的“法治”，而是极权专制的“人治”。“仪”，伪义也，故曰“礼仪之邦”。因此，“义”所对应的封建主义时代，只能是专制封建主义[政治C、文化A]。在礼仪之外奢谈仁义，不过是虚伪的伦理道德诉求。因此，“仁”所对应的资本主义时代，只有是垄断资本主义[政治C、经济B]。因此，所谓“旧三代循环论”，就是[政治C]的英雄（领袖）时代、[政治C、经济B]的垄断性的商业时代、[政治C、文化A]的专制性的农业时代的依次更替过程。

　　在[政治C]一元状态中，经济、文化不能正常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由禁欲主义、饥寒不足导致经济平均主义，由文化专制、奴役政策导致愚昧迷信盛行，等级制、出身论、血统论泛滥于天下，这就是商鞅所说的“上世亲亲而爱私”时代。然而，除必要的战时过渡状态外，这种损天下以奉一人的极权专制体制，因为完全违背天下百姓的根本利益，注定不能久长。

　　西周存世300年，一则是当时的民众（奴隶）具有浓厚的鬼神意识、思想尚未觉悟；二则是指导思想中“仁义并行，礼乐领先”，并不是绝对的唯“礼”论。绝对的唯“礼”论者，有恃武好战的秦帝国、隋朝、元朝的“不道早夭”足以为证。清王朝在康乾以后，由“义礼并重”而转变为唯“礼”论（残酷的“文字狱”），最终导致了满清帝国的衰朽和灭亡。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也没有能避免这一历史覆辙。

　　[政治C、经济B]状态，是后来统治者充分吸取了前朝倾覆历史教训后的政权重建和经济开放时期。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初的永乐之治。因为物极必反，政治禁欲主义以后总是伴随着经济纵欲主义的泛滥。此时，过去穷怕了的人们高举“经济决定论”的自由主义大旗，拜金主义、泡沫经济、急功近利、掠夺开发、文化输入、科技发明、思潮动荡、体制改革、社会腐败等成为了这一商业时代的典型特征，传统的政治性（革命性）权威受到经济性因素的严重挑战。显然，这是春秋无义战的乱世之秋。这就是商鞅的“中世上贤而说仁”时代。

　　这种商业时代与建立在近现代科技发明基础上的大工业时代不同，它的表面上的贸易自由、经济繁荣，必定是建立在某种内外经济政治掠夺行为的基础上的。比如，对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垄断性掠夺开发，对外的殖民地掠夺和商品的垄断价格，对内的圈地运动、苛捐杂税等，都是实现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常见手段。双轨制条件下的“金权政治”是社会腐败屡禁难止的罪恶根源。

　　天下大乱必呼唤天下大治，新的政治性权威必将呼唤在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新文化因素支持下重新建立起来，治理整顿的新的社会改革（不同于“开放搞活”时期）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农业时代[政治C、文化A]二元状态。这就是商鞅说的“下世贵贵而尊官”时代。

全图1：社会模式图解

简图2：兴国网站标

　　朱云川原创：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全图（附简图）

　　由上述“旧三代循环论”的一般模式可知，如果这种旨在反对腐败、倡导法治的社会改革，因为遭到既有的政治经济顽固势力反对而走向失败，就会导致新的暴力革命（起义）的出现，时代就会重新暂时回到极权专制的[政治C]状态。二十世纪初叶的清末新政失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都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有力的事实证明。

　　对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作一鸟瞰，不仅可以验证上述模式，而且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

（以下略）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以后，满清政权采取了饮鸠止渴的激进主义改革，这就是有名的“清末新政”[经济、政治]状态。然而，在政治型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总是不符合具体国情的。清末新政与戊戍变法的激进主义改革结果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引爆了体制外的辛亥革命，而后者引发了体制内的政治复辟。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社会迅速走向了腐败，“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了，明确提出了具有[文化A、政治C]状态的“改造国民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文化、政治]发展模式，战争年代为[政治C、文化A]过渡状态，也是属于孙中山思想的先进部分（新三民主义），无疑是符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正确选择；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政治C、经济B]意识形态，其理想为[经济、政治]模式，在孙中山思想中只是落后部分（旧三民主义），无疑是已经不符合中国社会时代要求的错误立场。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由于传统中国历史文化惯性的巨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我们建立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旧民主主义的[经济B、政治C]的“右”的干扰，却无意中陷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C、文化A]的“左”的误区。十年“文革”因整治腐败而起，其初衷是好的；由于“政治挂帅”战略思想的错误，其结果是悲壮的。

　　当前，高举邓小平理论“反左防右”伟大旗帜，整治腐败、防止“西化”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关注重心。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政治C、经济B]的公有制的开放搞活模式，反对[经济B、政治C]的私有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另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文化A、政治C]的马克思主义的“依法治国”、“两个转变”，反对[政治C、文化A]的专制封建主义的"中派陷阱”、“孔孟之道”（人治模式）。显然，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反“左”防右原则，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2001年3月25日

（来源：兴国网）

作者注：本文为朱云川老师20多年前的学术论文，基本观点和结论至今依然成立。本次成果展发布，文字略有润色，增加了简约，令：人道政治=C、地道经济=B、天道文化=A。